“獨立藝術機構”在國內正掀起一個新的小高潮。僅2014年北京地區就有A307、獨角獸、行為藝術研究中心、辦事處(圓夢公寓)、I：PROJECT SPACE、LAB 47、激發研究所等數家空間先後開張；2015年上半年，兩位青年人組織的Arc Space、Boundless Space空間也將分別在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使館區內開張。統計近年來涌現的一批“獨立藝術機構”，上溯這個小高潮的起始時間大概可以定格在2008年前後。
從時間與地理兩個維度來看，2014年新成立的空間數量最多共7家，北京地區活躍的空間數量最多共17家，另重慶2家，上海1家、廣州1家，武漢1家，天津1家。僅以北京地區為參考，這17家空間主要分佈在東五環周邊共11家，另外6家散落在市中心的街道與衚同裏。
2007年成立的有：器Haus空間(重慶)、家M公社(重慶)；
2008年成立的有：箭廠空間(北京)、上午藝術空間(上海)；
2010年成立的有：黑橋OFF空間(北京)；
2011年成立的有：分泌場(北京)、揚子江論壇(武漢)、觀察社(廣州)；
2012年成立的有：望遠鏡藝術空間(北京)、錄影局(北京)、二樓出版機構(北京)、再生空間(天津)；
2013成立的有：“要有空間於是就有了空間” (北京)、ACTION 空間(北京)；
2014成立的有：獨角獸(北京)、A307(北京)、行為藝術研究中心(北京)、辦事處(圓夢公寓)(北京)、I：PROJECT SPACE(北京)、LAB 47(北京)、激發研究所(北京)；
2015成立的有：Arc Space(北京)、Boundless Space(北京)
事實上，“獨立藝術機構”在2008年前並不是不存在，但主要是以藝術小組、工作室或藝術項目的形式開展自我組織與實踐。比如1990年代以來的大尾象工作組、博爾赫斯書店、藝術家倉庫、後感性、比翼藝術中心、長征計劃、維他命藝術空間、聯合現場等。但所有這些組織機構都指向“獨立”二字。“獨立”是他們為自身設定的態度與傾向，意味著與日益機制化、權力化、庸俗化的創作、展示、話語討論和收藏模式隔離開來，以疏離、反叛、對抗的自我組織與實踐嘗試帶有實驗色彩的構建活動。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幫助理解2008年這個模糊的節點時間，中國當代藝術在2000年後的全面機制化在遭遇2008年金融危機時，部分年輕人在心中産生了強烈的動搖和質疑。這種內部驅動力決定了機構的組織者以青年藝術家、策劃人為主，同時也決定了機構的角色與定位。
那麼在這些所謂“獨立藝術機構”內部到底發生了什麼呢?他們以怎樣的組織模式和行動開展抵抗、迂迴、反擊的實驗。以目前口碑較好的幾個獨立藝術機構來為案例。
2008年翁維、何穎宜(Rania.Ho)、姚嘉善、王衛共同創立了箭廠空間，他們在雍和宮附近的箭廠衚同找到一個門市租下來，王衛説：“從一開始就決定我們的空間要與798這樣的藝術區拉開距離。” 整個空間只是通過櫥窗展示作品，不需要人員管理，裏面的照明、錄影電子設備也是每天定時啟動、關閉；展覽從不設開幕式，藝術家如果願意也只是邀請自己的朋友過來，但曾經到這個冷僻的小空間做展覽的藝術家卻大有來頭：林一林、劉韡、焦應奇、何岸……“別看空間小，在這裡做展覽並不容易，怎樣讓作品同這個特殊的環境真正發生關係，不是每個藝術家都能做到的。”
而由藝術家蔡凱、龔劍、李繼開創辦的揚子江論壇則成為集藝術創作、展覽放映、講座和研討會于一體的綜合空間，皮力首講“從觀念到行動”，汪民安主講過“如何想像動物”，在這裡舉辦過個展的藝術家有李燎、李景湖、胡慶泰、宋拓……揚子江論壇也曾發起武漢上百位藝術家、詩人參與的“每個人的東湖計劃”，以藝術行動抵抗地産商對當地生態社群的入侵。與這種在地實驗相關的是空間起初位於武漢光谷附近的一個別墅區內，2012年則遷至武昌市中心的居民社區中。概括來講，揚子江論壇的價值在於實驗、研究與行動。
事實上，1960年代歐美地區曾經涌現過這樣一批具有顛覆意義的空間，當時稱“替代空間”(alternative space)，這種空間通常與“實驗研究”的理念相結合，最著名的如倫敦1964年建立的“信號區”(SIGNALS)和1967年建立的“藝術實驗室”(Arts Lab)，都標有“創新研究”或“藝術研究”的副名。由陳侗、朱加和方璐三人共同創辦的錄影局正是專門針對錄影藝術的獨立藝術機構，有北京和廣州兩個不大的空間。錄影局的主要工作是收集和整理錄影藝術家的作品、資料，並建立便於檢索的檔案。陳侗説：“整理工作是從朋友(蔣志)開始的，因為方便説話，可以配合。但是我們並不在藝術家的作品中進行遴選，而是整理他的所有作品。這也和我們的出版方式相似：我們認定了一個作家或藝術家，就會收錄他所有的作品，哪怕是做得很壞的東西，我們也可以問為什麼做壞了，從研究的角度講，並無所謂好壞，重要或者次要——也許有時候研究者反而想看到壞的、次要的作品。如果去判斷好壞、主次，就是在做錄影的‘覽’者錄影的‘版’，就不是錄影局了。”而進行檔案文獻梳理與學術研究的獨立藝術機構，還有唐佩賢主持的行為藝術研究中心——在草場地與錄影局僅一墻之隔。
所有這些獨立藝術機構都是非盈利性質，他們有的註冊了公司，有的掛靠在其他企事業單位名下，有的擁有簡易的營業執照，有的沒有任何註冊行為。
藝術家郭鴻蔚在發起成立“分泌場”空間時曾認為：“成熟的畫廊空間雖然能提供大量的展出機會，但絕大多數都是基於既有利益的基礎上的展覽機會。作為藝術家總有各種各樣出格的想法，而這些成熟或者不成熟的想法，恰恰是當代藝術中最重要的想像力的提供源泉。”以2012年的數據為例， 200多平米的“分泌場”房租、水電與展覽費用每年約15萬左右，面對房租一直在漲的現實，郭鴻蔚堅持不銷售展出過的作品，但之前一直靠自己投入，現在也開始拉贊助，贊助多少以及形式都無所謂。“在沒有找到好的辦法之前，先盡可能做，實在不行就停一段等攢夠錢再往前走。”
而2014年底與藝術家徐渠､策劃人李振華共同組建A307的鞠白玉則考慮地更全面：“我們歡迎贊助，但我們不主動找贊助。如果主動找對於我們三個人來説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我們的錢夠用，為什麼要用別人的錢呢?我們歡迎藝術家給我們捐贈作品，我們會永久收藏。藝術家在這做的展覽，有人特別想買，我們空間不參與交易，但藝術家售賣了自己作品，願意全款或者部分捐給空間，我們也很高興。這個錢是用在空間的自我造血迴圈上。有的人覺得非盈利空間就是跟錢不能有一點關係，我們不這麼認為。我希望會慢慢變成這個圈子裏互相鼓勵的一種機制。我們歡迎個人或機構給我們各式各樣的支援。”
陳侗説：“作為非盈利機構，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推廣它，讓它産生應有的作用；又不能像某些項目，雖然非盈利，卻有一個很市場化的想法。我們追求的效果是‘法’的積累：我們一年大概收錄了200部作品，那麼10年的話就是2000部作品，那100年呢?我想堅持到10年的時候，就會有很多的資源了。”
“很市場化的想法”是擺在所有獨立藝術機構面前的一道難題，但也有研究者在研究了西方1960年代以來的非盈利藝術機構之後，下結論説：這些曾經沒有興趣打造精緻的畫廊，沒有興趣進行商業推廣，甚至沒有興趣尋求贊助的獨立空間，要麼與金錢妥協，要麼只會像倫敦藝術實驗室一樣成為短命鬼，那些真正長存下來的獨立空間，他們的計劃、行動最終都指向了“金錢”。這些空間大多數在各種機構和基金的贊助下，從最初粗野頑劣、混跡大街，變得整潔時髦，即使偶爾因為先鋒藝術的憤怒或前衛藝術的實驗而産生衝突，也不會否認自己已經具有的非正式官方身份。
形式的確在變化，2014年1月剛剛成立的新世紀當代藝術基金會就支援了十家獨立藝術機構，包括揚子江論壇、望遠鏡藝術空間、黑橋OFF空間、箭廠空間、上午藝術空間、錄影局、分泌廠、觀察社、器空間、再生空間計劃。對於運營困難的獨立藝術機構來説，這當然是好事，可參照歷史來看，那些純粹的理想與實踐也許真的只是一種“替代性”行為，既然是“替代”，也就意味著滾動不止的“被替代”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