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白雪
翁菱在1989年畢業于中央美院藝術史論係後賦閒了六年，1995年受邀擔任中央美院畫廊的總監，並舉辦了多個當代藝術家的首個個展。2001年，她把中國當代藝術首次帶入國家美術館；2002年，她成為上海外灘三號滬申畫廊總監，協辦了上海城市雙年展“都市營造”；2008年她回到北京，打造了天安時間當代藝術中心；2010年，她又涉足媒體，推出了藝術文化訪談電視節目《藝文中國》，受訪者包括徐冰，沈偉，譚盾，林瓔，張永和，崔健和張曉剛。而我經過和她一個下午的靜靜聊天后，看到了一個浪漫，嚴謹，高標準，酷愛思索，善良而謙卑的女人。
藝術道路
你關注當代藝術是一個很自然的選擇麼？
是的。我不認為接觸當代藝術一定要很懂藝術本身，我堅信儘量分享的理念，讓人們看到藝術家真實的生活軌跡。而西方最開開始關注是因為某些藝術作品反映了一種中國當代社會矛盾，當市場的資本介入後把價值抬高後，中國媒體開始跟風關注當代藝術。兩者都不是出於一個非常樸實簡單，關心中國藝術家的態度。
這與你開始做《藝文中國》有關係嗎？
的確。媒體會把我誤讀成一個局限于生活品味很好時尚圈的人，其實我只是一直在別人不懂的時候就在引進，自然可能就走在“時尚”的浪頭了。很多的藝術家，建築師，導演，音樂家也是處於類似被媒體理解偏了的狀態。媒體具有話語權，會影響到很多其他人，所以我索性自己來與這些被誤解的藝術文化創作者們談話。節目的工作量及其之大，訪談有的長達8個小時，而且自己在訪談過程中非常投入。
天安時間當代藝術中心
天安中心對你有什麼特殊意義？
我們唯一的標準是支援有藝術參與的跨學科創作。由於中國特殊的國情，許多不同類型的藝術空間不可能像國外一樣分的很細很清楚：一方面，我們靠專業性來吸引一些人支援並推動我們空間感興趣的課題展覽；另一方面，我們也有私人畫廊的性質。
這麼説來，天安中心真的就像你的brainchild（新構想）一樣，以前的多種經驗背景好像自然而然就結合在一起了？
是的。比如説我們做的《未來的城市》展覽，與建築師，科學家，發展商，政府官員，環保學家都有十分緊密的合作，它遠遠超出了當代藝術本身，而且要求一個很廣深的視野。我以前做過的許多課題，包括純藝術展，城市建築展，表演，座談和環保組織，這些經驗都成為了一個支撐現在跨學科項目的一個大知識背景。
你這一路的很多抉擇是源於自己的喜愛，或直覺，或機緣，或是責任感，還是也考慮了市場的需求？
一方面，我推崇藝術家的自由和勇敢，這是一種浪漫主義的態度。任何人都可以使藝術家，任何項目都有可能。另一方面，我認為一切項目都應該有專業本身的高標準，音樂，純藝術，等等。因此我懷著科學家的謹慎理性去考察這些項目。
跨界合作
可否談談自己接觸較多的幾類跨領域合作？
最近接觸比較多的是環保方面，與環保科學家呂植走的近。仿佛給我打開了另一扇窗。做環保的人比我們藝術人去的地方還要浪漫，還要野，當然更加艱苦些。我發現了我們相通的許多點：專注地走在各自領域的第一線，大多數人都不理解，金錢也沒有跟上。我們做的事業都需要其他合作對象不同角度的介入，支援，理解。
常年來一直合作較多的是品牌。我很感激一些品牌對專業的尊重，對跨學科問題的理解。這已超過了品牌的商業需求本身。通過某品牌支援下的一些綠色藝術的項目，探討生態的立體城市，這在真正地在把藝術的作用向前推：藝術究竟可以走多遠。
怎麼看待現在時尚品牌與藝術的合作？
許多時尚集團的老闆都是藝術品收藏家，很多設計師也是藝術上有造詣的。藝術與時尚的合作必須保持各自的獨立性，合作時雙方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點做到極致。
與國外品牌不同，中國本土企業是否會不習慣，不完全接受“企業贊助藝術”的模式？
其實早在90年代，我的買家贊助商有一半以上都是中國企業家。中國沒有專業的機構，基金會，但是我們這代很多藝術家可以通過個人魅力和專業性感染這些企業家。而企業家們也在成長，在挑戰自己，對藝術的理解力也在成長。而接下來，政府出臺具體的措施，能夠讓支援藝術的企業在財政上有回報，因為現在稅收的鼓勵機制遠遠不夠。
最後，對這個時代中國的藝術氛圍有什麼想法？
在英國各大機構考察工作了一段時間後，結論是：太不浪漫了，沒有挑戰自己，挑戰未來的種種可能性，因為他們的系統已經太健全完善了。而在中國，有一股創造的力量，不知道我們做的一切可能到達什麼高度，背後的歷史意義也可能超過想像！的確，中國有黑暗的一面，尖銳問題多，但這正也需要我們自己判斷並保持樂觀。當每個人調動自己貢獻一點，周圍就會變好一點。最重要的是，心態要保持良好，要有一顆謙卑的心，這在做任何領域都要。世界不是被金錢調動的，是被最有影響力和創造力的人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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