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帆是我新結識的朋友。她在中國藝術研究院話劇研究所當研究員，一年到頭，總是沒完沒了地看戲、寫劇評。2018年，由我編劇的京味兒散文話劇《白鷺歸來》在世紀劇院公演。第一場觀眾是蕭太后河兩岸的鄉親，第二場則是在京文藝界的知名人士和北京電影學院的師生。我當時不知道紅帆和曉宇夫婦也去了。演出半月後，朝陽區文聯召開《白鷺歸來》座談會，秘書長金童問來賓裏有沒有話劇研究專家，我説我得問問《藝術評論》雜誌的朱佩君。

朱佩君告訴我，紅帆和曉宇夫婦看的是第二場。他們在二樓靜靜觀看。曉宇和紅帆在中戲學的都是舞臺藝術，曉宇在國家大劇院擔任舞臺設計，偶爾也客串當導演。我問朱佩君，紅帆和曉宇沒被身邊的一位七十歲的老大姐給嚇著吧？據説，在第二場演出中，當劇情發展到知青重返金牛坊村看到知青林時，女知青一聲劃破長空的呼喊：“知青林，金牛坊，你的女兒回來啦！”瞬間引起這位老大姐的共鳴。由於過於激動，她心絞痛發作，斜倒在地上。好在救護車及時趕到，不然後果很難預料。事情過後，很多人都跟我開玩笑説，過去有愛財不要命的，如今可倒好，還有看戲不要命的。

紅帆和曉宇當然看到了女觀眾因激動倒下的樣子。紅帆説，當時他們二人已經入戲了，因為隔著遠，也沒看清怎麼回事，等救護車來了，他們才知道出事了。紅帆在出席話劇《白鷺歸來》研討會時，發言滔滔不絕，一看就是做了精心準備——這一點我們倆很契合，不論什麼樣的研討會，只要我去，我就認真發言，即使説些作者不願聽的話。

幾個月後，紅帆約我到她郊區的家去玩，在那裏，意外見到她的父親趙岐生先生。趙先生畢業于中國音樂學院附中，學提琴製作專業。不管在哪個單位工作，他始終沒有放棄小提琴研究製作。如今，趙先生退休多年，紅帆和曉宇把老人安置在郊區的村莊裏，讓他一個人獨享制琴之樂。我見到趙先生是在去年的秋天。那天，我與紅帆正商量策劃一部軍事題材話劇。閒聊時，紅帆問，你有興趣到二樓看看我父親的提琴工作室嗎？我一聽，眼前一亮，這太難得了，想不到在這偏僻的鄉村竟然隱藏著一位藝術達人！

趙岐生先生喜歡獨處，這與他的性格有關。他製作的小提琴不輕易出售，只有在心靈上與他碰撞出火花的人他才肯賣，而且不講價。趙先生説，他人生最大的理想是製作出“未來琴”——就是在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後這琴仍在使用，而且音色不變。內行人都知道，當今在世界上能稱作未來琴的不過三四十把，人們只有在重要的大師級的演奏中才會看到。我望著琴架上的幾把琴，本來想摸一下，但聽完趙先生的一番言語後，竟有些望而生畏了。倒是一位在文化部門當過幾天領導的老兄膽大，他抄起眼前的一把琴，吱吱呀呀地拉了起來，一時讓我不知是為他叫好還是尷尬。紅帆大概看出我的焦急狀，便説，你不妨也拉幾下，找找感覺。我説，這可不行，還是留給未來的大師拉吧。

從趙岐生先生的提琴工作室出來，不覺已是暮色滿天。回家的路上，我也顧不得和朋友們聊天，腦海裏流動的全是關於未來琴的畫面。我知道，我肯定要寫一篇《未來琴》的文章了。

一個月後，我寫的文章《未來琴》在上海《新民晚報》刊發。紅帆把電子版轉給她父親，老人看後很是興奮，約我有機會多到他的提琴工作室聊天。紅帆説，您是散文名家，能否把散文集送我幾本？我説，我的散文你看過一些，就先不給你集子了。不過，我倒是想把新出的短篇小説集《風吹麥浪》送給你，想聽聽你這個評論家的意見。紅帆略帶驚喜地問我：“前年上映的散文電影《風吹吧麥浪》就是根據你的同名小説改編的吧？”我告訴紅帆，我的小説取材于陜西關中地區和西安市。紅帆一聽，大叫道：真是太巧了，我爸就是陜西岐山人，我老公從小在西安長大!

《風吹麥浪》是我很看重的短篇小説集，收入最近幾年的18篇作品。這些小説，要麼寫我在北京郊區的經歷，要麼寫到城裏打工的小人物，這些人物在我心裏都是不可或缺的農村人。這其中有一半被《新華文摘》《小説月報》《小説選刊》轉載。著名文學評論家王幹在看了我的小説後，説我是一個懂小説的人。我深知王幹所説的“懂”——很長時間以來，由於我寫散文、編散文、組織領導散文學會的工作，讓很多人以為我只會弄散文，而不精於小説、詩歌等文體。其實，我的文學處女作就是小説，而且我對小説的熱愛，一點兒也不遜於散文。

五一前，紅帆把我的小説看完了，她寫了一篇兩千多字的評論，説我的小説畫面感極強，人物活靈活現，特別適合改編成電影話劇，不過這篇文章的標題她一直沒想好。我問為什麼？紅帆説，你出生在郊區，熟悉那裏的風土人情，可又長期生活在京城，不好定位你。我總覺得你和我父親很相似，你們都是隱藏的村民——只不過一個在城市，一個在農村。

紅帆的話讓我很驚訝，猶如醍醐灌頂，多年來我所要尋找的自己終於被找到了：不錯，我就是一個隱藏在城市裏的村民！而且，我相信，在我們的大小城市裏，一定還會有和我相似經歷的人，不僅是賈平凹、劉震雲那樣的作家，還包括無數的普通人。

（視覺中國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