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錢鐘書先生
鐘書先生活了八十八歲。
他生於一九一○年，大我十四歲。
我榮幸地和他一起在一九四七年的上海挨一本只辦了一期、名叫《同路人》雜誌的罵。罵得很兇，很要命，説我們兩個人在文化上做的事對人民有害，遲早是末路一條……
鐘書先生是有學問的人，底子厚，他有恃無恐；我不行，我出道才幾年，受不了這種驚嚇，覺得在上海混生活很不容易了，不應該受到這種蠻橫的待遇。害我難過了起碼半年。
既然是一起挨罵，倒去找了好幾本錢先生的書來讀，在同輩朋友中間開始引用錢先生的雋語作為談助。
那種動蕩的年代，真正的學問和智慧往往是黑夜裏的星星。
五十年代在北京和錢先生、季康夫人有了交往，也曾提起過那本《同路人》雜誌，錢先生説：“……老實説，我真希望今天他們福體安泰……”
有一晚下大雪，我跟從文表叔、錢先生在一個什麼館子吃過飯，再到民族飯店去看一位外地前來開會的朋友。那位朋友住在雙人房，不久同房的人回來了，是位當紅的學者。他穿著水獺皮領子黑呢大衣，原也是沈、錢的熟人，一邊寒暄一邊拍抖大衣上的雪屑：
“……就在剛才，周揚同志請吃飯……哎呀!太破費了，叫了那麼多菜，就我們三個人，周揚同志坐中間，我坐周揚同志左邊，紅線女坐周揚同誌右邊……真叫人擔心啦!周揚同志這幾天患感冒了，這麼大的雪還要抱病請我吃飯，真叫人擔心啦……”
探訪朋友的時空讓這位幸福的學者覆蓋了。錢先生嫣然地徵求我們的意見：“我看，我們告辭了吧!”
受訪的朋友挽留不住，在房門口握了手。
下樓梯的時候，錢先生問我：
“記不記得《金瓶梅》裏頭的謝希大、應伯爵?……”
“文革”後，聽説那位學者也是個“好人”，幾十年的世界，連做好人都開始微妙起來。
五十年代末，有一回在全聚德吃烤鴨。那時候聚在一起吃一次東西是有點負疚的行為。錢先生知道我是靠星期天郊區打獵來維持全家營養的。他從來沒有這麼野性地生活過，有興趣問我這樣那樣，提一些擔心的外行問題。他説他雖然不可能跟我去嘗試一次這樣的壯遊，倒是能給我開一張有關打獵的書目。於是順手在一張長長的點功能表正反面寫了近四五十部書。這張東西“文革”之前是在書裏夾著的，後來連書都沒有了。
他還説到明朝的一本筆記上記載的漢人向蒙古人買獸皮的材料，原先訂的契約是一口大鍋子直徑面積的獸皮若干錢，後來漢人買主狡辯成滿滿一大鍋子立體容量的獸皮若干錢了。他説：“兄弟民族一貫是比我們漢族老大哥守信用的。”
“四人幫”覆亡之後，錢先生和季康夫人從幹面衚同宿舍搬到西郊三里河的住處，我有幸也搬到那裏，正所謂“夫子宮墻”之內。打電話給他這麼説，他哈哈大笑：“緣分!緣分!又綁在一起了!”
房子是好的，名氣難聽。“資本主義復辟樓”。後簡稱為“復辟樓”，這是因為那時大家的居住條件不好，而一圈高高的紅圍墻圈著可望而不可及的十八幢漂亮的樓房，恰好衝著來往于西郊必經之路上，大家見了有氣。那時時興這樣一種情緒：“夠不著，罵得著。”後來緩和點了，改稱“部長樓”，也頗令人難堪。
院子大，路也好，每個門口都可以泊車。有不少綠陰。早上，一對對的陌生和面熟的老夫婦繞著院子散步，互問早安。錢先生和季康夫人都能見得到；還有金山夫婦，俞平伯夫婦……天氣好，能走得動的都出來了，要都叫得出名字的話，可算是一個盛景。
二十多年來，相距二百米的路我只去探訪過錢家一兩次。我不是不想去，只是自愛，只是珍惜他們的時間。有時南方家鄉送來春茶或者春筍，先打個電話，東西送到門口也就罷了。
錢先生一家四口四副眼鏡，星期天四人各佔一個角落埋頭看書，這樣的家我頭一次見識。
家裏四壁比較空，只掛著一幅很普通的清朝人的畫，可能畫家與錢家有值得紀念的事。錢先生仿佛講過，我忘記了。
書架和書也不多，起碼沒有我多，問錢先生：你的書放在哪?他説：圖書館有，可以去借。(!!!)
有權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一番好意也是人之常情，錢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走去開門，來人説了春節好跨步正要進門，錢先生只露出一些門縫説：“謝謝!謝謝!我很忙!我很忙!謝謝!謝謝!”
那人當然不高興，説錢鐘書不近人情。
事實上，錢家夫婦是真在忙著寫東西，有他們的工作計劃，你是個富貴閒人，你一來，打斷了思路，那真是傷天害理到家。人應該諒解和理會的。
“四人幫”橫行的時候，忽然大發慈悲通知學部要錢先生去參加國宴。辦公室派人去通知錢先生。錢先生説：“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這是江青同志點名要你去的!”
“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
“那麼，我可不可以説你身體不好，起不來?”
“不!不!不!我身體很好，你看，身體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錢先生沒有出門。
錢先生和季康夫人光臨舍下那是無邊地歡迎的，因為起碼確信我沒有打擾他們。於是就喝茶，就聊天。
有一次，錢先生看到舍下墻上掛著的太炎先生的對聯。我開玩笑地説：“魯迅的對聯找不到，弄他老師的掛掛。”
於是錢先生開講了太炎先生有趣的掌故。
八十年代我差點出了一次醜，是錢先生給我解的圍。
國家要送一份重禮給外國某城市，派我去了一趟該市，向市長征求意見，如果我畫一張以“鳳凰涅”寓意的大幅國畫，是不是合適?市長懂得鳳凰火裏再生的意思，表示歡迎。我用了一個月時間畫完了這幅作品。
我工作的地點在玉泉山林彪住過的那幢房子。畫在大廳畫，原來的擺設一點沒動；晚上睡在林彪的那張大床上。有人問我晚上怕不怕，年輕時候我跟真的死人都睡過四五天，沒影的事有何可怕?
眼看代表團就要出發了。團長是王震老人。他關照我寫一個簡要的“鳳凰涅”的文字根據，以便到時候派用場。我説這事情簡單，回家就辦。
沒想到一動手問題出來了，有關這四個字的材料一點影也沒有。《辭源》、《辭海》、《中華大辭典》、《佛學大辭典》，《人民日報》資料室，遍北京城一個廟一個寺的和尚方丈，民族學院，佛教協會都請教過了，沒有!
這就嚴重了。
三天過去，眼看出發在即，可真是有點茶飯不進的意思。晚上，忽然想到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的救星錢先生，連忙掛了個電話：
“錢先生，平時絕不敢打擾你，這一番我顧不得禮貌了，只好搬師傅下山。‘鳳凰涅’我查遍問遍北京城，原以為容易的事，這一趟難倒了我，一點根據也查不出……”
錢先生就在電話裏説了以下的這些話：
“這算什麼根據?是郭沫若一九二一年自己編出來的一首詩的題目。三教九流之外的發明，你哪找去?鳳凰跳進火裏再生的故事那是有的，古羅馬錢幣上有過浮雕紋樣，也不是羅馬的發明，可能是從希臘傳過去的故事，説不定和埃及、中國都有點關係……這樣吧!你去翻一翻大英百科……啊!不!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在第三本裏可以找得到。”我馬上找到了，解決了所有的問題。
有一回，不知道怎麼説到一位也寫理論文章的雜文家：
“……他罵從文，也罵我，以前捧周揚，後來對周揚又不怎麼樣。看起來，我們要更加努力工作了，他們才有新材料好罵，我們不為他設想，以後他怎麼過日子……”
跟錢先生的交往不多，我珍惜這些點滴。他的逝世我想得開，再高級、再高級的人物總是要死的，不過，我以為錢先生這位人物真不平常，讀那麼多書都記得住，作了大發揮，認認真真地不虛度時光地勞作，像這樣的人剩下的不多了。
祖國的文化像森林，錢先生是林中巨樹。人要懂得愛護森林，它能清新空氣，調節水土。摧殘森林、圖一時之快的教訓太嚴峻了。我寫了首詩悼念錢先生，並問候季康夫人。
哭吧!森林!
該哭的時候才哭!
不過，你已經沒有眼淚。
只剩下根的樹不再活，
所以，今天的黃土是森林的過去；
毀了森林再夏禹治水何用?
更遙遠的過去還有恐龍啊!
今天，給未來的孩子只留下灰燼嗎?
孩子終有一天
不知道樹是什麼，
他們呼吸幹風!
樹，未來的傳説。
那一天，
如果還有一種生命叫做孩子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