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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場共涉及到23位藝術家，安迪·沃霍爾的作品是首次出現在佳士得拍賣中，但中國藝術家如陳逸飛、朱德群、趙無極、林風眠、廖繼春、吳大羽、常玉、朱銘、王沂東等傳統油畫家和曾梵志、張曉剛、王廣義、蔡國強、展望、方力鈞、唐志岡等當代藝術家都不是首次在佳士得夜場中出現。
打頭陣的是王沂東作于1997年的《靜靜的河谷》，這件作品曾經在1999年香港佳士得春拍上亮相，成交價78.64萬元，此次二次上拍，估價為200-300萬港元。以王沂東如今的價位，這一估價比較合理，這件作品是王沂東“新娘”系列成型前夕的作品，紅色和白色已經成為主色調，但並非一流作品。最後經過近20輪加價，以581.2萬元成交，成為佳士得拍出的王沂東最貴的作品，高出了4月初蘇富比拍出的王沂東476.9萬元《美麗鄉村-迎春》，也為王沂東作品在北京再下一城奠定了基礎。
王沂東暖場之後，佳士得夜場最受矚目的一件作品——陳逸飛作于1986年的《弦樂四重奏》隨即亮相，起拍價僅為400萬港元，但這一明顯低估的價格只是一個幌子，買家不願意浪費時間，400萬起拍，價格直接被喊到800萬，然後是1200萬，然後1800萬，最後經過近40輪叫價，最後以5400萬港元落槌，加傭金成交價6114萬港元，合人民幣5368萬元，創造了陳逸飛作品的最新高價記錄。本刊在6月號《評估陳逸飛》一文中曾判斷此件作品有實力打破陳逸飛《長笛手》3248萬元的紀錄，實際結果驗證了我們的分析。作為油畫及當代藝術版塊的最高標桿，陳逸飛作品刷新最高價記錄是對藝術市場信心回歸的最好詮釋。
此後十幾件二十世紀藝術作品中，興奮點不多，如往年一樣，依舊是趙無極和常玉，兩每人平均有3件作品出現在夜場。趙無極兩件尺幅較大的抽象時期成熟作品都拍到了1830萬元，是最低估價2倍以上，另一件後期的彩色作品雖然尺幅更大，但競價不多，成交價也只有844.6萬元。常玉的3件作品在預展中被擺放在比趙無極作品更顯要的位置，其中作于1940年代末尺寸為91×50cm的《紅色背景的百合花》，估價1200-1800萬，是三件中的主打作品，最後成交價達到2221萬元，如果按單位面積的價格計算，已經超過了尺幅是其兩倍的常玉最高價作品《貓與雀》。其他兩件作品估價均為800-1200萬，1950-60年代作的《斑點雙馬》經過7次叫價後以992.1萬元成交，但尺寸相當的1940-50年代作的《仰躺的豹》卻競拍更為激烈，叫價次數甚至超過了《紅色背景的百合花》，最後成交價為1926萬元。《仰躺的豹》高出《斑點雙馬》一倍成交，一方面因為前者創作年代更早，風格更獨特的因素，另一方面的原因則在於現場競拍的偶然性，有兩人都志在必得，最後推高了價格。朱德群、林風眠、廖曉春、吳大羽等都平淡成交，朱銘一件高達兩米多最低估價1000萬港元的雕塑《太極-進步搬攔捶》，只有五次競價，最後成交價1041萬元。
常玉 1940-50年代作 仰躺的豹 65×80cm 1926.33萬元
趙無極 1990年作 25-10-90 130×195cm 844.64萬元
安迪·沃霍爾1972年印製的《毛澤東》是夜場中第一件當代藝術品，估價300-500萬港元，加價次數超過了趙無極和常玉，但加價的單位卻很小，僅十萬元一加價，最後成交價581萬元，作為香港佳士得此前重點推薦的作品，這個成交價偏低，但由此也再次證明，中國人只捧中國藝術品。
隨後是曾梵志和張曉剛，兩人各有兩件作品上拍，值得注意的是，張曉剛上拍的兩件作品都創作于2000年以前，而曾梵志上拍的兩件作品都創作于2000年以後，但張曉剛1997年的“大家庭”只拍出654萬元，而曾梵志2000年的“面具”卻拍出1729萬元；張曉剛1989年的早期代表作只拍出233萬，曾梵志2008年的新作卻拍出496萬。還有一個細節是，曾梵志的“面具”成交後全場響起掌聲，雖然很大的原因在於這幅“面具”的部份拍賣收益將會捐助個“動物亞洲”保護組織，但仍舊能聽出一些弦外之音。
曾梵志2000年作 面具系列 198.2×149.5cm 1729.66萬元
王廣義、方力鈞、蔡國強、展望的作品都是尺幅很大的作品，但除了王廣義的超大尺幅的《大批判系列——藝術與權力》達到633萬之外，其他作品成交價都不高。另外，唐志岡的一件《兒童開會》成交價僅159萬元，低於我們的預期。這些作品都是一線當代藝術家的中上之作，在佳士得夜場只拍出這樣的低價，實際喻示出中國當代藝術市場還沒有隨著中國二十世紀藝術一起復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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