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年代引發(fā)跨時空爭論

經過了千餘年的流傳，歷代鑒賞大家對於這件草書《平安帖》的完成年代看法各不相同。文徵明和乾隆都認為這是王羲之的真跡。徐邦達在論考此帖時曾説：“本帖應為南宋中、晚期勾摹本，其勾摹水準相等於今見之《上虞》、《乾嘔》二帖。”王羲之《上虞帖》與《乾嘔帖》現分別為上海博物館與天津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寶。而晚明學者王世懋則直接指出了勾摹者的姓名——他懷疑為米芾所為。米芾所臨的王羲之、王獻之的書札，常被後人誤以為兩人的真跡，所以王世懋的看法也不可算是空穴來風。

在紛繁複雜的年代考證觀點中，認為是唐代臨摹本的人最多，有文嘉、孫鑛、吳其貞、顧復、安歧等人。在《鈐山堂書畫記》中，文徵明的次子文嘉並不同意父親對於《平安帖》的意見，始終認為是唐摹本。

尹光華認為，到目前為止，雖然還沒有別的證據可以確斷《平安帖》的確切年代，但其絕不晚于宋代則是可以肯定的。金運昌將王羲之書法傳世臨摹本分為極品、上品和下品三個檔次。日本皇室收藏的《喪亂帖》、遼寧省博物館藏《姨母帖》等被認為是極品。而《喪亂帖》在很多人看來，是最像王羲之真跡的存世古帖。金運昌將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快雪時晴帖》、《遠宦帖》，天津博物館藏《寒切帖》、《乾嘔帖》，上海博物館藏《上虞帖》，以及即將拍賣的草書《平安帖》均歸為上品。他説：“‘上品’時代在唐宋之間，鉤摹技術較之上述‘極品’略遜一籌，但摹寫認真，忠實原作，故仍不失為藝林至寶。”

當代碑帖專家林義則認為，草書《平安帖》應為南宋時勾摹本，它與《絳帖》刻本是依據同樣的底本精細摹寫出來的。《絳帖》內此《平安帖》前人著錄皆稱“告姜帖”或者““告姜道帖”，帖文有9行。其前有《得涼帖》，後有《百姓帖》。草書《平安帖》僅存4行，缺少後5行帖文。完整帖文為：“十二月六日告姜道等歲忽(一行)終感嘆情深念汝不可往(二行)得去十月書知姜等平安(三行)眷故不平復懸心頃異寒(四行)各可不壽以差也吾近(五行)患有痛今漸差(六行)獻之故諸患勿力(七行)不具二夕告姜等平(八行)安壽故(九行)。”

“摹本是否出自唐宋人手，要注意幾個因素：一、合乎王羲之的筆跡風格，摹寫精良；二、有宋以上的著錄或古法帖作為依據；三、紙、絹或裝裱符合唐、宋時代；四、可靠的題跋和印鑒(往往只是一部分)以反映流傳歷史。”林義如是説。

或為千年前的宋臨本

流傳至今的王羲之書帖大都由書法名家“臨”或“摹”而成。“臨”是看著真跡臨寫；“摹”是把紙蒙在真跡上用淡墨細線勾出輪廓再加以填墨，也叫“雙勾填墨”或“響拓”。而在存世作品中，唐摹本最為接近王羲之書法原貌。

唐太宗李世民是王羲之作品的癡迷者。他遍求天下王羲之書跡，“智取”《蘭亭序》並將其帶進墳墓的故事已經廣為流傳。此外，唐太宗還命令內廷供奉摹寫書法高手趙模、韓道政等人，摹寫王羲之書法。

西元697年，宰相王方慶獻出他十代祖王羲之、九代祖王獻之等王家一門28人的墨跡珍本十卷給武則天。在唐太宗蒐羅盡王氏法帖之後，武則天能得到這十卷書法真品，雖然喜出望外，卻沒有將其“霸佔”。她命宮中擅長臨摹的人用雙勾填墨法複製摹本之後，又把原件加以裝裱，重新賜還給王家，並囑咐王方慶和他的後代子孫好好守護祖先的手跡。

王方慶和他的子孫並沒有能夠信守承諾，這些真跡早已不復存在。而收在內府的十卷摹本歷經朝代變更，火災劫難，到清末只剩下一卷，保留了王羲之的《姨母帖》、王徽之的《新月帖》、王薈的《癤腫帖》、王獻之的《廿九帖》、王志的《一日無申帖》等書帖，目前被收藏在遼寧省博物館，稱為《萬歲通天帖》。

草書《平安帖》卻是絹本，這在古摹王羲之的帖子中是很少見的。在金運昌看來，唐人以“雙鉤廓填”法摹帖多用紙本，他們是在認真地作學術意義上的“拷貝件”，所以往往連原作上的破損痕跡也忠實勾出。薄麻紙，特別是經過燙蠟處理過的“硬黃紙”，透明性好，便於進行這樣的勾摹。絹的透明性較差，無法精細勾摹，只適合臨寫，然後再以勾描的方法進行一些修正。“對於草書《平安帖》的材質，徐邦達已經確認是宋絹，此帖的性質，嚴格説應叫宋臨本。宋代創(chuàng)作這件作品的人，不用紙摹而用絹臨，主要是想通過材質的高貴讓人相信這是王羲之的真跡，造就一件可以亂真的‘文物複製品’，”金運昌説，“當然，這並不貶損《平安帖》的價值。千年古物，不管當年的摹制動機如何，其傳承右軍書道的功能，對於今人來説都是一樣的。”

雖然是上千年前的臨摹，以絹為材料卻有著獨有的優(yōu)勢。尹光華説，用“硬黃紙”摹了之後墨進不去，多次裝裱之後墨就越來越淡，而寫在絹上的字，墨直接滲到絹裏去了，雖然歷經千年傳承，墨還是很好。

傳世國寶價值幾何？

在現存唐摹王羲之書法作品中，《快雪時晴帖》、《遠宦帖》和《奉桔帖》、《平安帖》、《何如帖》三帖均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喪亂帖》、《二謝帖》、《得示帖》三帖，《孔侍中帖》、《頻有哀禍帖》二帖和《遊目帖》都在日本；《姨母帖》、《初月帖》在遼寧省博物館；《寒切帖》在天津藝術博物館；《行穰帖》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附屬美術館。

2006年3月，在上海博物館與東京國立博物館聯合舉辦的“中日書法珍品展”上，3件來自日本的王羲之書法《喪亂帖》、《孔侍中帖》和《妹至帖》回國省親曾引起轟動。《喪亂帖》為日本皇室收藏，深藏于正倉院中，《孔侍中帖》是日本著名的圖書館前田育德會的藏品，而《妹至帖》則是私人藏家中村富次郎的藏品。

一年多後，香港佳士得宣告將在其2007年秋季拍賣會上推出《妹至帖》，估價2400萬港元。《妹至帖》長25.3釐米，寬5.3釐米，共兩行，17字。有日本專家猜測，《妹至帖》很可能是奈良時代經“舶載”流傳到日本。該帖1973年在日本五島美術館的“昭和蘭亭紀念展”上首次公開露面。然而，2007年的香港佳士得秋拍受到經濟危機的強烈衝擊，《妹至帖》起拍價1500萬元，現場只有少數買家參與競投，叫至2100萬元時便無人響應，最終流拍。

在日本專家眼中，《妹至帖》與《喪亂帖》、《孔侍中帖》運用同樣的紙張，技法相似，保存狀態(tài)良好，卻無法得到中國專家和藏家的認可。金運昌説：“沒有任何款識、題跋與鑒藏印記，也未見著錄與其他背景材料。儘管轟動一時，但最終流標，未能獲得收藏界的認可。此事充分説明瞭在傳統書畫收藏中‘傳承’與‘幫手’的重要作用。”

半年前，黃庭堅的《砥柱銘》曾以4.368億元的價格創(chuàng)造中國藝術品拍賣新紀錄。對於王羲之草書《平安帖》的最終價格，中國嘉德顯得格外謹慎，僅僅保守地估計，其成交價“應該能過億元”。